电子健康卡，国家卫健委办理、全国通用的就诊服务卡。就像一把未来医疗的钥匙，有无数互联网医疗应用场景。
因为涉及医院很看重的患者就诊信息，电子健康卡一度发展缓慢，最终靠行政力推与市场驱动一起推动了进展。
目前全国上线24个省市，发卡总量3.28亿张。
卫健委推出电子健康卡，人社部发行了电子社保卡，医保局启动了医保电子凭证，三个卡业务是有交叉的。
2018年4月，国家发改委联合新华社等做了一件事——分领域分批次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群众办事的100个堵点难点问题。年终，选择群众反映最强烈的20个“堵点”问题，推动有关地方、部门限时解决。

那一年，在医疗健康的行业，群众反映最多的问题是多院多卡，每去一家医院要办一张就诊卡。

这一“痛点”最终带来了电子健康卡应运而生。

电子健康卡，是国家卫健委为城乡居民办理的统一标准、全国通用的就诊服务卡，旨在消除“一院一卡、互不通用”堵点问题，同时便于居民掌握自己的电子健康档案。

早在七年前，原卫生部启动了居民健康卡建设工作。2016年底，电子健康卡应用试点工作启动，采用国家标准二维码技术和国密算法的形式，为每位居民生成个人唯一、全国通用的“电子健康二维码”。

直到2017年12月20日，全国第一张电子健康卡才在江苏发出。“这是一张全国统一卡，有了这张卡将来在全国各地看病都能使用。在持卡人允许的前提下，不同地域不同机构的医生可以查看持卡人的健康信息，真正实现一部手机在手，走遍全国看病都可以。”江苏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现为卫健委）兰青当时设想了电子健康卡的作用。

但推行速度一度并不尽如人意。在一次重庆的全国电子健康卡建设应用工作交流会上，中国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会长金小桃直言：“一年全国只发了几百万张，直率来讲，推广太慢了。”

时隔一年，国家卫健委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电子健康卡普及应用工作的意见》。计划通过电子健康卡这个入口，连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预约挂号分时就医、电子健康档案授权调阅、互联网诊疗等服务，并试图打通支付结算。

这让众多信息化企业看到了其中蕴含的市场机遇：电子健康卡就像一把未来医疗的钥匙，只要打开这个开关，会有无数互联网医疗应用场景。

随后，电子健康卡的覆盖速度在市场的参与下开始加速。国家卫健委统计信息中心研究员汤学军指出，目前全国的发卡总量为3.28亿张，全国人口覆盖率接近24%。上线的24个省份中，天津、内蒙古、吉林、湖南、甘肃、青海6个省市三级医院百分之百覆盖。

这份成绩单，在金小桃看来，“电子健康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不够，这个事还得加快，它在健康医疗大数据、互联网+服务方向，是一个重要的载体。”

为何这一宝藏曾难以挖掘，在各地推广实践中，最关键、最难迈出的一步到底是什么？市场参与一段时间后，目前又发生了什么改变？

胡萝卜加大棒，政府推动

2018年4月的一天，青海还没有褪去寒意。

纵是出生在西北，何波仍有点忐忑。她是腾讯医疗健康事业部总经理，这是首次和青海卫健委打交道，试点微信渠道电子健康卡算是摸着石头过河。当时，何波的顾虑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对青海信息化水平不太熟悉；二是不同医院的信息系统水平和架构，这也要摸索。三是用户使用量，要逐渐运营。

“青海地广人稀，要做到医疗资源广覆盖难度很大，但网络没有地域的限制。”何波认为，电子健康卡是连接医疗的一把钥匙，抱着打开青海医疗网络大门的初衷，想试一试。

这个初衷正合青海卫健委之意。2013年，青海的信息化建设开始起步，底子比较薄弱，电子健康卡的建设更是刚刚开始。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信息中心主任赵春明说，“按照委领导的说法，我们要弯道超车。”

在赵春明看来，借助腾讯，把医院微信服务号整合起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新渠道。之后双方的碰头更为顺利。在何波的记忆里，每次和医院开碰头会，赵春明都会亲自到场坐镇，所有细节亲力亲为。

“试点一个月的时候，我们交的答卷是领卡量10万，三个月后，马上到了30万。用两个月的时间上线了13家医院，整个发卡量提高了7倍。”

通过“健康青海”APP或“健康青海”微信公众号，申领一张 “电子健康卡”后，已经逐步在青海省内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或基层医疗机构跨院就医，实现挂号、缴费、在线问诊、生育登记、家庭医生签约和健康管理等便民就医服务。

弯道超车，在另一个城市——吉林，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腾讯接入的16个省和区市中（青海、吉林、山东、湖南、湖北、安徽、陕西等），何波坦言，从接入的情况和速度来讲，吉林都是靠前的。

同青海一样，吉林省形成了全省“一盘棋”推动电子健康卡的格局。“在今年1月25日的启动会上，卫健委领导就给大家提出了要求，5月份前三甲医院要全部应用电子健康卡；到10月份之前，二级医院全部运用电子健康卡。”在此前一次行业交流上，吉林省卫健委统计信息中心主任张启军回忆，自上而下的行政部署取得了成效。

“行政事业单位正常5点应该下班，但在攻坚阶段，我们要求晚上9点下班，手机随时随地保持畅通。”张启军说，腾讯与医院的共同支持，这个工作才能往前推进。

在实践过程中，张启军也预计到诸多困难，包括调动三级医疗机构的积极性、贫困和农村地区的医疗信息化条件、资金配套、项目管理等方面的挑战。因此，在落地过程中，“胡萝卜加大棒”成了一个有效方法。

吉林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和人口发展统计信息中心副主任武金玲介绍，“我们利用工作周报、日报、电视电话会议，还有到各医院现场督导等多种形式进行了有效的督导发卡工作。”

周报，即每天在省联络员工作群、技术工作群，还有贫困人口发卡的群里通报用线上线下用卡量。每个周一，发布一次电子健康卡简报。在简报里面按照用卡量排出红黑榜，简报内容会转发给行政领导和地区的主任，以此督导医院的用卡量。“一家医院的电子健康卡申请数总是排在后面，也会不好意思的。”武金玲说。

截至10月1日，吉林省电子居民健康卡监测平台显示，吉林全省191家二三级公立医院、857家乡镇卫生院全部完成电子居民健康卡应用环境改造，实现省、市、县、乡就医“一卡通”。吉林省率先跨入“扫码就医”时代。

无独有偶，甘肃则在建立通报约谈机制同时，还采取了一个策略——明确提出来取消实体就诊卡。“这个工作在全国也是第一个响亮提出来的，我们截止到目前38家三级以上的医院年底全部取消发放实体卡。”甘肃省规划信息处主任杨芳胜说。

企业入局，看中互联网医疗服务

在电子健康卡领域厮杀的企业并不少，腾讯和阿里都在其中。

2018年9月，由阿里健康和蚂蚁金服共同投资、浙江扁鹊承建的浙江省居民电子健康卡平台上线，据其年报，截至今年4月，已发放超过1600万张电子健康卡。

阿里在浙江承建，腾讯则全国发力。截止到本月，已覆盖全国16省份，接入600多家医院，活跃用户突破500万，累计用卡近2500万次。

今年1月正式和国家卫健委签约作为全国电子健康卡推进的战略合作伙伴，仅有腾讯以及银联和招行。微信的平台上有3.8万医疗公众号，腾讯认为这是其使用电子健康卡最好的基础。

腾讯对外公布的数据中，更强调用卡成果，也就是活跃用户，他们认为用卡更反应出健康卡触及到大众真正用起来的层面。

何波认为，国家卫健系统的全民信息化高速公路已经建成，但是这条高速公路上缺少一个跨区域的速通卡，而电子健康卡就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一方面，连接医疗服务，实现跨院就医、挂号缴费，而且通过电子健康卡，可以连接医疗健康数据。另一方面，连接健康服务，利用微信平台连接微信运动、智能设备终端，去管理血糖、血脂等等。

张启军坦言，眼下在医院的推广中，只是把电子健康卡当成一个简单的诊疗卡，但未来是要把用户从出生开始所有的健康信息，都能记录在卡上。

在湘雅医院党委副书记胡建中看来，电子健康卡的应用场景远大于想象。“以前办卡还得要交一个成本费，还要塞在口袋里面，下次看病还得用，这次是零成本、零损耗，并且不丢失。”

而电子健康卡最重要的，则是把就诊健康信息存储进去。下次就诊时，医生通过电子健康卡可提前看到病人的信息。在安徽省立医院，区块链技术已经应用到电子健康卡平台中。一位知情人士指出，“在患者授权之后，医生可以看到检查报告、病例信息。区块链加密的方法，每个操作都可以追溯。”

电子健康卡的应用场景还会逐步增加。何波提到，已经与湖南省肿瘤医院做到了精准预约。“在患者挂号之前，把已经做过的检验报告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判断出，是否适合挂专家号，还是先去普通专家门诊补一个检查。”在健康卡的基础上，又输出了智能分诊、智能挂号功能，未来还会有用药服务指导、心理门诊线上咨询等。

难点所在

虽然电子健康卡能给患者带来就医便利，但因为涉及医院很看重的患者就诊信息，各地互联互通的意愿就往往打折扣。

这也是电子健康卡一度发展缓慢的原因，最终靠行政力推与市场驱动一起作用，推动了进展。

电子健康卡涉及的利益线盘综错杂。一位行业人士直言，医院的直属管理体系就有好多条线，有些是大学附属公立医院，有些是省级、市级医院，有些是军队附属医院，还有国家卫健委的直属医院。“它们的顶头上司都不同，院长到底听谁说，推行力度怎么样？这就是为什么跨医院的数据共享这么难，医院的数据围墙很难被打破。”

在一些落后省份，反而可以进行区域整合。但在一些发达省份，越大越有名的医院，可能就越难打通信息。一位信息厂商说，“三甲医院大家都觉得‘老、大、难’，要去让三甲医院调个系统改个东西很难，甚至连医院内部的数据都很难整合。”

何波也预料过这些难点。“推行电子健康卡，是一个观念上要逾越的屏障。这个观念，一方面来自于地方卫健委是否全面推行，另一方面来自于医院。”

“医院到底愿不愿意让数据流出来？一是利益的问题，一是技术的问题。”某医院院长认为，相对来说，目前大部分医院还是依赖于给它开发信息系统的厂商。比如说，当医院需要与第三方应用厂商建立数据对接时，HIS厂商一般都要收取接口费，这需要双方之间的充分协商。

另一个方面，从医院角度来讲，可能对自己的数据本身就没有信心。如果自身电子病历数据质量就很差，一旦通过电子健康卡这个开口，让患者能看到医院记录的真实信息，院方会担心患者掌握数据后，更容易跟医院打官司，也可能暴露了医院的病历记录的质量。

当然这还是要看院长的态度，有些院长反而愿意，让用户反向来监督医院，看医生填写病历是不是认真。“我也接触过一些这样的院长，他们主动向患者开放电子病历数据，不仅提高了患者满意度，也反向提升了医院的病历质量。”树兰医疗集团总裁郑杰说。

而从技术层面来讲，地区上卫生信息化的系统情况不一，的确也会成为推行的掣肘。有的地方信息化程度高，改造起来的工作量就小，信息化程度低，改造起来工作量就大。

但何波认为，医院并不是不想数据共享。“大家现在都想开门，只是找不到方式开门。”数据共享互通，是利于科研、临床。但打开门之后，数据被盗用、被篡改了怎么办？

“现在有了电子健康卡，再加上区块链技术，其实是解决了数据授权、防篡改和加解密这些问题。”

另外，卫健委推出电子健康卡，人社部发行了电子社保卡，而上周末（11月24日），医保局启动了医保电子凭证。三个卡的业务是有交叉的。

一位行业人士期待，“这三个卡未来必然会走向互认互通、共享融合。为了避免在医院或药店，进行重复改造。从不同部门的属性和分工来说，今后会做一些数据的共享和互认。”

连孤岛和立规范

正如前文所述，入局电子健康卡行业的并非腾讯一家。

“老百姓申请电子健康卡的渠道，千差万别。”某行业专家认为，BAT公司的入局，对行业统一会有好处，可能慢慢会形成一些区域级或平台级的入口。

当前现状仍旧是——老百姓电子健康档案都还是碎片化的，或者说不够完整。一些地方卫健委在区域内，实现了电子健康卡的覆盖。但真正全国范围之内，跨省域以及跨应用端的数据共享流动，仍旧缺乏统一的协议和标准。”

一位行业人士举了个例子，比如从北京协和医院转院到了上海瑞金，在患者一键授权情况下，数据能否实现共享？

“可能腾讯、阿里有优势，能打造一个流转平台。但今天又会面临说，光腾讯一家够吗？阿里说我也很想做，或者某些区域政府出面来做。那是不是每个医院跟不同厂商以及本地政府强推的APP们之间，都要做一个独立接口？所以最终你会发现，电子健康卡应该是一个工业级标准，但现在似乎没有谁来关心什么是标准。”

该行业人士提出了自己的两点担忧。一方面在于个人的电子健康记录被某一家公司给垄断之后，数据就从小孤岛变成了大孤岛。实际上，电子健康卡是一个跨地域、跨任何机构的公共概念，一定要上升到一个国家开放协议，只要符合这个协议，任何机构和应用APP都能够读写访问。

另一方面，数据所有权、访问权这些权利问题，还有用户授权的问题，现在这些问题都还是不够清晰。比方说，在医院里产生的数据，医院有什么权利，老百姓有什么权利，厂商有什么权利，政府又有什么权利？

郑杰补充道，“这个是我认为，这个行业里面还需真正联合探讨、甚至通过实践摸索的基础性问题。”

当然，做医疗信息化必然会面对以上挑战。何波也认为，微信不是唯一渠道，更多优势渠道接入，拓宽电子健康卡的服务面会对整个行业有更大的价值。就像能有更多的火车票售票服务窗口和购票方式一样，方便大家买票回家，不用彻夜排队，同样能够给患者和医院提供实实在在的价值，对于整个行业就是正向推动。

一位行业人士说：“至少先修好路，我们才能更好去探讨和解决路权的问题，如果连路都没有，路权问题也只是纸上谈兵，无论政府，还是行业，现在都是比较务实的态度，先发展，再来逐步解决束缚发展的问题，这个也是需要政府看到行业的趋势方向再来做后续的规划，是一个持续的，双向的过程。”